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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的AI日掀起一波热浪，大众对科技的崇拜转化为从乔布斯到马斯克的造神热情，背后是人们对“新技术如何满足未来世界的想象”的期待。
不过，从科技的发展历程看，期待和质疑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和培根的归纳法之间，涉及公共领域的科技一直以某种微妙的平衡保持其发展姿态。今天的科技领袖面对质疑时，不会像几百年前他们的前辈那样冒丢掉性命的风险，但在那些和公共安全有着密切关联的交叉地带，“质疑”加剧了有关科技伦理认知的模糊性，使得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丧失了指导性的方向，对行业风险的焦虑正在增加不确定性。
焦虑显而易见。想一想，就在特斯拉AI日之前没几天，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特斯拉的灵魂——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和交通感知巡航控制TACC系统启动了正式调查，人们正在谈论这一决定带来的影响，包括约307亿美元市值的蒸发，以及创新实践和误导欺诈之间的关系。而稍早前，围绕特斯拉一系列重大交通事故的争议正在不断发酵。
最近一起和蔚来ES8汽车有关的严重交通事故又给这类争议添了一把火，围绕该车搭载的NOP领航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的关系，以及新科技产品的用户责任和车企广告合规性的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热议。最新的消息是，蔚来开始通过APP向车主推送辅助驾驶相关考试。
当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发明万维网时，科学家们不会想到这将开启现代科技伦理的争议。而在塑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初期，它就首先影响了美国的政治——1992年,由于克林顿在竞选时明确表示要积极支持信息产业,让不知道收银机扫描仪为何物的老布什输掉了大选。弗朗西斯·福山当年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到：几百年来,人们就如何有效地组织社会,发挥社会功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生存尊严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派别——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围绕科技伦理所发生的一切。当下摆在公众面前的课题是：如何站在一个新的世界变革的节点面对科技的两面性？
大数据、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新科技的创造和使用者在拥抱未来憧憬时尚未做好应对的准备。例如一个普通的汽车消费者是否应该了解产品使用手册中那些专业的技术并作为判定个体是否承担相关责任的条件？一家汽车公司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对其使用的最新技术——常常作为商业广告卖点——进行科普性质的解释和教育并确保客户100%了解了这些技术？类似的问题还包括个人隐私和公权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可控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基本上是籍由各种法律条文所确立的，考虑到前沿科技的先验性，政府在这一领域的部分职能需要由拥有领导地位的科技企业的法律专家来承担。他们的义务在于要为拥有广泛影响公共安全的能力的公司设计出一个既符合商业道德和利益，又能够满足公共安全需求的法务系统的责任。
而对于新科技的创造和使用者而言，都需要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精神。萨缪尔·亨廷顿曾就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盲目追捧而很多吹捧者对具体内容一知半解的现象讽刺道：如果想要销量好,就得把作品的观点精炼到一句话,简短到足以贴在汽车保险杠上,那么作品被误解曲解,也都值了。遗憾的是，当前，公众和新科技间的关系常常如此。杀人的不是自动驾驶，而是我们对待科技的态度。
现状是，类似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如何发挥作用服务社会的伦理原则并未确定，新技术往往还缺乏被普遍认可的定义，有关政府是否并以何种方式监管的讨论也并不充分。科技伦理需要在科技和公众充分的互动中才能形成，这个过程中也一定包含价值观分歧和路在何方的争论。事实上，科技界一直呼吁公众需要更好地理解科技的演进，以更快地响应快速发展的技术，而科技行业也要更加主动地和重要的社会力量达成共识。
在签署那份关于管控人工智能研究的安全边界公开信的6年后，马斯克将他的机器人定义成工具人。WALL-E固然好，但别忘了，公共视野里最早出现的人形机器人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大师弗里茨·朗1927年在《大都会》里的那个为人的斗争的目的服务的机器人。40年后，在美国大导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里，它变成了想要杀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计算机HAL。
德国影史最重要的影片《大都会》创造了公共视野里最早出现的人形机器人
互联网和火箭的另一边是棱镜计划和洲际导弹。科技，以人为本!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企业广为人知的一句口号。它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在于这句话体现了人文的反思精神，举重若轻地回答了关于科技异化中有关真实和虚拟、“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权力和秩序的所有问题，毫无疑问，它也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科技伦理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