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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升级的中美科技战中，每个人都很容易发现，在芯片上受制于人似乎是一个最难解的谜题。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国人可能都在思考：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打破“芯片枷锁”？
而从历史里寻找答案是文明的天性，在审视国家间的半导体博弈时，有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是上世纪 60 年到到 90 年代，横跨数十年、关系错综复杂的美日半导体纠葛。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有两点。一是日本在 80 年代一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第一大国，并且建立了完善独立的半导体产业体系。这让日本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达成过这一目标的国家。二是 90 年代开始，在美国一系列“围杀”之下，日本半导体产业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遭到重创，美国重新夺回了半导体霸主的地位。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胜负交锋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因果逻辑。美日半导体之战，也为今天中国半导体突围留下了最清晰丰富的历史参考。日本赶超，美国反超。美国丧失霸主地位，日本如何丢掉了难得的优势，每次胜败背后都表达着半导体区位博弈背后某些值得被注意的“真理”。
一般来说，漫长的美日交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955 年，索尼通过通产省特别外汇指标购买专利，设计出了世界首款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日本正式踏入全球半导体产业，到 70 年代末，日本在美国的打压与支持交替下，积累了大量产业优势，这 25 年可以看作日本半导体的兴起阶段；80 年代的黄金十年，日本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可以视作日本半导体的全盛期；90 年代开始，美国在多重罗网交织下重拳出击日本半导体，最终夺回了半导体霸主的地位，日本半导体进入了一般意义上的衰落期。
书要听始末缘由，那就先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开端说起。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审视这场 20 世纪最重要的“芯片战争”。
风起《岩间报告》
二战之后，日本百业萧条，民生狼藉。面对摧毁殆尽的产业基础，日本各行业开启了“大众创业”模式。此时的日本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产业复苏模式，一是利用美国人给的政策和外汇补贴，发展本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二是在工农业被重创后，利用日本仅剩的人才教育优势，发展高知识密度的产业经济。
二者结合下，日本产学各界很早就注意到了尚在襁褓中的晶体管。早在 1948 年，日本东北大学电气通信研究所所长渡边宁、通产省工业技术院电气实验所的驹形佐次为等人，就开始联合大学与企业里的技术人员，开展一系列关于半导体的研讨会，大量阅读和翻译美国的半导体相关文献，希望在其中寻找产业机会。
技术人才的努力之外，当时日本另一个机会是美国提供了大量外汇补贴，并鼓励日本商人发展与美国间的贸易。1946 年，盛田昭夫仅仅以 500 美元资本成立的东京通讯工业株式会社，也就是后来的索尼，都可以申请到政府给予的外汇份额，直接到美国购买专利技术。这为日本商人极速参与半导体从发明到商机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说起日本半导体的兴起，有一个人无法绕开。那就是在索尼刚刚成立就加入进来的岩间和夫。得益于日本学界对美国科技动向的高速捕捉，1948 年晶体管刚刚发明，岩间和夫就敏锐注意到了其中潜藏的机遇，并且提出晶体管收音机的设想。
但在当时，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尤其在电子制造上缺乏有基础的产业工人与制造经验。于是岩间和夫亲自动身前往美国，到当时非常著名的西屋电气公司，考察工厂如何制造晶体管。显然，美国人也并不愿意向竞争者传授经验。于是岩间和夫在四次前往美国的过程里，硬生生依靠白天在工厂参观，晚上把记住的信息写下来，通过信件的方式寄回国内指导工人生产。足足 256 页的跨国信件，最终被称为《岩间报告》，它是索尼崛起的契机，也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开始。岩间和夫本人也被称为“日本半导体之父”。
1955 年，索尼花费 2500 美元，从贝尔实验室购买到晶体三极管的专利许可。随后开始了半导体收音机的制造。至此，晶体管从美国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一个日本新兴产业。
便携式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快收获了市场的正面回馈，而这也带动了日本晶体管产业链的极大发展。东芝、日本电气公司 (NEC)等公司纷纷加入了晶体管产业，为此后半导体产业链打下了基础。1959 年，日本晶体管销量达成世界第一，产量追平美国。
学术上的前瞻性，利用外部扶持，并且极速完成产业化，一系列操作让日本用短短几年，就将半导体变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产业支点。与美国半导体产业在当时主要依靠军用订单不同，日本企业专注于民用市场，用一台台收音机打造了另一种砝码。
而后数十年的半导体历史也表明，来自民用市场的认可，往往是真正的博弈胜负手。
IC 之战与举国体制
一般在常识里，我们会认为日本半导体之所以能崛起，离不开美国在二战后的大力扶植。这个判断当然有其道理，比如没有美国宽松的外贸和外汇政策，日本企业可能根本摸不到半导体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客观上看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也从来没有对形成直接竞争的日本半导体行业产生过帮扶的想法，甚至和平共处的状况也寥寥无几。
在日本半导体进入快车道之后，真正充斥于美日间的是大量专利纠纷，以及十分露骨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在日本半导体崛起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IC 产业之争。
1959 年，德州仪器申请了首个集成电路发明专利的，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仙童半导体随即也申请了同领域专利，两家公司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展开了漫长的争执与纠纷，也就此宣告 IC 生产时代的到来。
但是在晶体管产业赚到钵满的日本人并没有敏锐发掘 IC 的价值。直到 7 年后的 1966 年,日本通商省才将“集成电路”列入产业统计,宣告着“日本集成电路元年”的姗姗来迟。
在此之前，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并非没有引发日本产业界的注意，但缺乏直接商业利益驱动的情况，让日本在布局 IC 产业上明显慢了一步。面对美国 LSI 的汹涌来袭，日本政府采取了坚决的保护主义措施，严格限制 IC 类产品的进口。不仅征缴高额关税，还仅仅允许极少数品种的 IC 进口，使得日本半导体设备开发急速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会给与相关企业以直接的资金支持，日本在 1961 年成立了“新技术开发事业团”，其目的就在于以公有资金投资企业开发项目。大量半导体相关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都收到过这一组织的资金帮助。
当 1966 年日本开始启动 IC 计划时，贸易保护政策加上产通省的产业组织模式，又一次展现了日本“举国半导体体制”的能量。通过立法的形式，日本政府在《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1957—1971 年) 》基础上, 制定了包括 IC 项目在内的 1966—1971 年“超高性能计算机开发计划”, 还对东芝的 IC 自动设计系统、NEC 的硅片工艺自动化、日立的装配工艺自动化等技术开发项目提供直接资助。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面对 IC 真正的发明者，汹涌而来的仙童与德州仪器，筑造起了高耸的政策与贸易壁垒。日本通商产业省对德州仪器进入日本市场采取了“能拖就拖，不能拖再说”的政策态度，不仅拒绝了德州仪器在日本设置独资公司，还极大限制了德州仪器向日本的出口品类，阻止美国巨头成为日本 IC 产业的竞争者。
很快，在 60 年代的跨国公司与自由贸易氛围下，美国政府开始帮助德州仪器与仙童解决进不去日本的问题。通过贸易制裁等威胁，将芯片问题政治化。另外这两家公司也威胁将通过切断专利供给等形式打击日本 IC 产业，逼迫日本政府改变策略。
最终，日本产通省玩起了长袖善舞。比如首先明确日本将逐步开放美国 IC 产业进入日本市场，但要求理清 IC 产业专利权问题。以上说过，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专利权在德州仪器和仙童之间争执不下，日本产通省有效利用了这个矛盾，声称德州仪器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侵犯了仙童的专利。并且将通过 NEC 作为仙童专利代理的身份，控告德州仪器要求支付专利费。被反戈一击的德州仪器一下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此时产通省亮出了底牌，要求德州仪器与日本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以相对低廉的价格给日本 IC 产业提供技术专利。
虽然德州仪器与索尼的合资关系很快结束，但在日本本土 IC 产业发展初期这个最关键阶段，产通省却通过贸易壁垒、政策游戏，甚至在美国公司间挑拨离间，为日本 IC 行业赢得了最关键的，没有美国竞争的发展空间。随后兵强马壮的日本 IC 产业，已经具备与美国公司直接竞争的资本。
1970 年，日本政府撤销 IC 产品的进口限制，1974 年开始实施 IC 贸易与资本输入的完全自由化, 随后也正式开始面向海外市场出口日本制造的 IC 产品。
有一种声音认为，半导体的发展可以完全交给市场，没有必要过多摄入政府行为。然而事实上，半导体是一种需要庞大的长期投入，达成爆发式产出的商业模式。初期发展极可能遭遇竞争者的扼杀。纵观各国半导体发展史，小小的芯片背后，始终侵染着政治、外贸、法律，以及更多更多的色彩。
去“没头脑的九州”
60 年代，伴随着全球贸易的崛起，美国科技公司也纷纷开启了第一轮海外布局。而这场影响至今的产业潜移，对美日半导体交锋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纷纷开启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新模式。但这次全球化冲击，却并没有达成扼杀日本半导体的目的。
很多美国企业认为，IC 产业的特点是前期复杂，后期产业链，比如封装、检测等工艺相对简单，可以迁移到劳动力密集型地区。于是众多美国半导体产业，纷纷向美国军事布局密集、区位相对平稳的东南亚等地迁移，希望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向日本半导体开战。
在技术、市场与政策之外，这场劳动力成本之战也是 60-70 年代美日半导体交锋的核心。
为了应对美国的“东南亚工厂”，尚且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的日本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内。最终，当时劳动力低廉、经济相对落后，被称为“没头脑的地方”的九州岛，成为了日本 IC 产业的新阵地。
1967 年，三菱电机就首先在熊本县创办了半导体工厂，之后又有东芝、NEC、松下、富士通、索尼等著名企业入驻九州，1979 年九州的集成电路产量占日本全国的 38.9%。在日本半导体最辉煌的日子里，九州变成了全球著名的“硅岛”。
这里有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九州给日本提供的支撑，被证明远大于东南亚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的低成本效益？究其根源，虽然九州最开始也是因为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吸引了国内企业入驻，主要负责 IC 产业的后程制造与封装。但日本长期发展的教育事业，让九州的产业工人具备非常良好的学习能力与吃苦耐劳精神，逐步开始给予自身的产业价值提升，将东京圈的 IC 产业链全部吸引到九州来。
伴随着九州 IC 产业崛起的，是大量的产业工人培训项目，对日本传统工匠精神的宣扬，以及有组织开展的工人间技术研究与管理效率提升。在 IC 产业发展过程里，九州形成了不断钻研技术、不断提升质量的产业氛围。由工人自己组织的“质量管理小组”模式，成为九州半导体产业的独特风景线。
这种对日本劳动力素质与教育基础的有效利用，在与美国交锋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在东南亚生产的美国 IC 产品，很快出现了大量质量问题，良品率始终无法提升。而精益求精的九州模式虽然在无法达到东南亚的成本低廉程度，却给日本 IC 带来了高质量、高良品率、高产业效率的重大优势。这一点直接支撑了日本 80 年代超越美国成为半导体第一强国，同时也影响到今天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依旧举足轻重的地位。
很多人认为，半导体是一门尖端产业，只需要少部分人努力；也有人认为，廉价劳动力就是一切。这场“九州”崛起证明，这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如何有效利用中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并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职业素质，培育工人创新，或许才是解决半导体难题的核心方法。
半导体到最后拼的是人才，这点从未改变。
主妇战争
让我们说回半导体市场，60 年代开始，日本大力发展 LSI 产业，并且通过地缘、政策的一系列优势确保了产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企业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LSI 用来干什么。
60 年代末，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大力限制美国 IC 产业涌入日本市场，源头之一在于 1967 年, 夏普公司开发出首台全部使用晶体管的台式机。此后家用台式机的风口快速被打开，众多原本致力于军用订单的美国 IC 产业涌入民用，一时间导致原本根植于民用的日本半导体产业举步维艰。
面对美国气势汹汹的“半导体大兵”，日本产业面临必须快速挖掘新民用市场的任务，以产品优势抵消美国的技术优势。这时，卡西欧敏锐发觉到，基于 LSI 的台式机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更简单便宜的计算器，却可能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于是卡西欧与日立合作，在 1972 年推出了全球首款电子计算器，随即一炮打响。与美国企业判断未来家庭需要昂贵的 LSI 计算机不同，日本企业观察到日本家庭主妇每天需要大量计算家庭收支。而简单好用的计算器才是真正的刚需。凭借主妇们撑起的这场计算器风暴，日本 IC 产业迎来了市场上的巨大胜利，而这也为日本半导体的黄金十年，埋下了最后一根引线。
客观回望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初期，会发现这个产业并不是如大众所说那样，是美国人一手扶植起来的。虽然日本半导体确实利用了美国提供的便利，但同时也遭到了来自美国政府、企业、产业同盟的多方面打压。
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屡次通过洞察和创新，发现了美国半导体没有发现的市场。并且见招拆招，利用日本的政策、人才、产业联动优势，一次次化解了美国的进逼，找到了突围的机会。总结日本半导体的崛起，会发现几个因素至关重要：
1、回归市场和消费，让市场创新成为驱动主体。
2、保持技术上的前瞻性，积极与世界接轨，洞察技术方向。
3、国家积极参与，保持高度的产业协调，并通过产业一体化创建区位优势。
4、强调劳动力质量和人才教育，用人才优势创造发展空间。
在步步为营之下，日本半导体一步步从无到有，呈现出美国从 0 到 1，日本从 2 到 3 的奇妙形态。而后，DRAM 的产业机遇成为了一个新的撬点，让日本半导体迎来了全球夺魁的黄金十年——而溃败的迹象也埋藏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