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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C陷入了Arizona的泥潭里。它需要更坦诚、更透明地解释自己的处境。
TSMC的CEO魏哲家在最近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半导体行业的关注。魏说，在Arizona制造芯片的成本将超过在中国台湾的芯片。TSMC希望客户分担价格上涨的负担。
许多行业人士都想知道，Apple和Nvidia等TSMC的大客户会如何看待这一前景。
但在此之前，或许他们想更多地了解TSMC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获得的长期利益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希望TSMC能提供更多具体信息，说明它计划如何在Arizona取得成功。要求客户分担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成本是一回事，但如果把迄今为止在Arizona的运作归咎于美国人的“工作习惯”，TSMC就有可能失去美国的信任。
华盛顿East-West Center项目协调员Zoe Weaver-Lee说：“双边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力量在美台关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她解释说，普通美国人越来越熟悉中国台湾，部分原因是中国台湾在半导体行业的重要性以及TSMC在当地的投资。但要保持工作关系，“中国台湾需要证明它有能力处理围绕美国芯片制造的微妙讨论”。
这不仅关系到TSMC在Arizona的财务健康。Weaver-Lee说：”该公司在Arizona的表现正在削弱这种相互信任。”
政府资助
首先，我们来谈谈钱的问题。
美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宣布，TSMC将获得66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内芯片产业，另外还有5,000万美元用于培训员工。
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慷慨地从各种渠道补贴TSMC，是考虑到美国先进芯片的制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会更高。
这种直接补贴鼓励TSMC在美国投资。但一些人也表示，除了这些直接补贴外，还有一些影响成本的不太明显的长期利益，包括财产税延期缴纳等。在讨论TSMC在Arizona较高的经营成本，尤其是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时，需要全面统计TSMC将在一段时间内享受到的所有补助（目前尚未详细统计）。
文化矛盾
让TSMC耿耿于怀的一个更大问题是跨太平洋迁移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挑战。
目前约有2,200名员工在TSMC Arizona工厂工作，其中约一半是从中国台湾调派过来的。虽然Arizona工厂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但TSMC正在加紧投资，以完成美国政府为财政资金而设定的里程碑。
最终，Arizona工厂能否实现与中国台湾工厂一样高效地生产5nm芯片的目标，取决于两个因素：TSMC非常专业化的工程风格，以及团结美国和中国台湾员工所需的“软技能”。
在工作文化不匹配的情况下，TSMC能否找到平衡点？
Weaver-Lee指出，这种困境在半导体生产中更为复杂，“因为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和生态系统需要持续的专注，而TSMC依赖其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和牺牲节假日”。
此外，“由于工作的敏感性，员工需要有额外的意识来维护设施和数据的安全。在中国台湾，这个行业历史悠久，这样的条件被视为常态。这种文化很难移植到美国”。
尽管如此，从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TSMC's debacle in the American desert”的文章中引用的一些评论来看，TSMC的管理者们还是有些语焉不详。
这篇报道概括了Arizona工厂的现状：美国工程师抱怨公司的等级制度僵化、适得其反；中国台湾TSMC的资深人士则认为美国同行缺乏奉献精神和服从意识，而他们认为这是公司取得世界领先成功的基础。
这种分析不足为奇。然而，在阅读上述报道时，TSMC前任和现任员工（包括最近在中国台湾接受培训的美国工程师以及在中国台湾和Arizona的同行）所表达的原始情绪令人震惊。
傲慢、无知和仇外心理
一位与中国台湾有几十年合作经验的行业观察者说，TSMC在Arizona面临的挑战是由“傲慢、无知和仇外心理的结合”引发的。
说到“傲慢”，他引用了中国台湾员工的一种普遍观念：“我们是TSMC，是全球最成功的商业晶圆厂（即，我们一定是对的）”。
他所说的“无知”是指：“他们从未去过美国，几乎没有对美国人进行过任何研究”。
他所说的“排外”是指害怕被拒绝。中国台湾人认为，“美国是技术领先者，TMSC从美国学到了如何制造晶圆，如果我们不比他们强，他们就会对我们做出负面评价”。
坊间也有很多员工流失的相关轶事，其中有一位声誉卓著的美国工程师，他在中国台湾TSMC接受了六个月的培训，飞机一抵达美国本土，他就递交了辞呈。他受够了。
这些负面的评论和负面的报道很伤人。但忽视这些，可能会让情况更糟。
需要软技能
科技公司通常依靠技术创新来解决技术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在Arizona，生产问题纠结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使得当地和中国台湾工人的认同变得复杂。
在TSMC迁往Arizona之前，这种兼容性问题鲜有讨论。该公司的领导层似乎仍然不明白，要在中国台湾以外地区开展业务，软技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软技能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很难衡量和积累。
当经理和普通员工需要解决诸如错过deadline、中国台湾同事和美国同事之间紧张关系等难题时，感知、想象和体谅他人的感受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技能。
日本的先例
TSMC目前在Arizona的遭遇与日本车厂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历相似。因此，看到TSMC正在经历的这种磨合期的痛苦时，其实真正令人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好像人们从未听说过此类事情一样大惊小怪。
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
1982年本田在美国开设工厂之初，美国和日本政府已经爆发了一场重大的贸易冲突。日本政府强烈建议日本车厂到美国投资。美国要求日本降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相比之下，TSMC在美国投资中并无特殊利益。它的不情愿被说成是中国台湾给予美国政府的恩惠。
“全球化已死”
其次，日本车厂来到美国时，“全球化”正被视为商业的主流。从很多方面来看，当时的日本人和今天的中国台湾人一样听不懂“全球化”。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被指控倾销电视机、汽车和存储芯片，在与美国发生一系列贸易摩擦之后，日本被迫实现了全球化。
日本人最终学会了唱全球化的调子，赢得了全球经济负责任一员的地位。
相比之下，随着TSMC来到Arizona，“全球化”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它不再是企业的当务之急。
TSMC创始人张忠谋曾说：“全球化，至少在芯片领域，已经死亡。因此，TSMC在Arizona开展业务不是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一种地缘政治策略，旨在配合美国减缓中国芯片生产进步的努力。”
集体经验？
第三，当日本车厂来到美国时，本田率先行动，而其他日本车厂则拖了后腿。丰田和日产抵制。它们提到了高工资、工会、工艺标准降低、供应链，以及美国的法律制度等的不利因素。他们说，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增加美国的制造成本。
丰田和日产的焦虑与TSMC今天的说法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日本车厂最终都在美国建立了组装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积累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技能，并与其他将生产业务转移到国外的日本公司分享了他们的知识。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TSMC是唯一一家冒险在美国建厂的中国台湾大企业。Foxconn曾承诺将在Wisconsin开展业务，但随后就没了下文。
不是第一次
正如Weaver-Lee所说，这“不是TSMC第一次在中国台湾以外的地区开展业务”。她指出，虽然TSMC的生产尚未广泛扩展到亚洲以外的地区（主要在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但其行政运营遍布北美、韩国和欧洲。
实际上，TSMC在美国也有历史，其位于华盛顿州Camas的工厂于1998年投产。然而，在该厂址扩建的计划从未实现，部分原因是TSMC在建设和开发方面遇到了困难。这本该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时刻。但Weaver-Lee说，“尽管TSMC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但似乎并没有从华盛顿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仍主要归咎于‘意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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