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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六千
1931年，浙江宁波，一个银行世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这个家在中国的多个城市中辗转。
18年间，辗转六个城市，转校十次。这个孩子完整经历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
1949年初，这个家庭在香港重聚，这一年，这位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刚满18岁的孩子送进了美国哈佛大学。那一年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华人。
奔波与考验可以锤炼一个人，这样的大时代造就了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是的，没有之一）的创始人——张忠谋。
张忠谋的父亲是银行经理，母亲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后人。他完整经历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张忠谋一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幸运的是，在这样的奔波中，这个家庭也没有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如前文所说，张忠谋在18岁的时候进入了美国哈佛大学。
进入哈佛大学的第二年，张忠谋转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张忠谋评价两所学校时表示，麻省理工给了他赚钱的“本钱”，因此是“十分敬、五分爱”；而哈佛是让他心灵与智慧丰富的园地。
张忠谋在获得机械系硕士学位后原本计划攻读博士学位，不过两次失败后，他选了“入海”。在福特汽车和一家不知名的晶体管“创业公司”之间，因为1美元的差距，他选择了希凡尼亚公司（Sylvania Electric Products），在这里他担任了一名负责锗晶体管自动化生产的工程师。三年后，张忠谋从希凡尼亚离开，在IBM和一家营业额只有7000万美元的半导体公司之间再次“意外”地选择了后者。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来到这家公司做董事。得知培训他的张忠谋当年没选择福特后，他激动地说：“你真幸运，如果你那时去福特，恐怕现在还烂在福特的研发部里。”这家公司就是德州仪器。
张忠谋加入公司的那年，杰克·基尔比也加入了德州仪器。年龄相差8岁的基尔比和张忠谋关系很好。基尔比常常拿着一杯咖啡到张忠谋的办公室找他聊天。基尔比是集成电路的发明人，而张忠谋见证了基尔比创造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全过程。从此，张忠谋一直保持着对半导体新技术和新观点的关注。
01、第一个舞台，德州仪器
回顾张忠谋的事业发展，德州仪器一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德州仪器是一家年轻、平等、开放且注重技术的公司。德州仪器的创始人哈格蒂非常欣赏张忠谋，每个星期都会与张忠谋交流。
哈格蒂有多欣赏张忠谋？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出资让张忠谋保留全薪去攻读博士学位。1964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系博士学位，并重回德州仪器。1967年，张忠谋也为德州仪器建厂事宜第一次前往中国台湾考察。
作为德州仪器第一个华人员工，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建立了自己的管理风格和观念。
张忠谋41岁成为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成为公司的第三号人物，业务管理的员工数达到4万人，占公司一半。张忠谋不仅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早进入管理层的华人，放在全美大型公司也是较早的华人管理者。
德州仪器的公司氛围不同于现在美国科技公司那样“任性”。在那个年代德州仪器也是十分“卷”的公司。比如，“常常有人早上带一张帆布床上班，准备晚上睡办公室”“在公司里，‘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奋重来，如再有挫折，就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这里还要补充一下，这些描述来自另一位也曾在德州仪器与张忠谋共事的华人——张汝京。）
在德州仪器，张忠谋领导了内存业务的崛起，以每季降价10%的战略占领市场，将德州仪器打造成美国最大的内存厂。张忠谋认可微处理器业务的发展前景，为之匹配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巨量资源。这样的准备让德州仪器在英特尔8080诞生几个月后，就推出了性能相当、价格更低的单芯片微处理器TMS-1000，并用在了自己的袖珍计算器产品上。德州仪器还险些从英特尔手中夺走了微处理器的发明专利。
回忆起在德州仪器的职业生涯，张忠谋感慨：“从 33 岁做到 52 岁，开始时的事业单位员工只有 3000 人到后来的 4 万人，我的黄金时代都给了德州仪器，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02、第二个舞台，工研院
1978年，张忠谋被调任至消费电子集团担任总经理。然而消费电子的发展方向与张忠谋的专业知识和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张忠谋认为深知半导体技术的潜力和前景，而消费电子市场虽然繁荣，但在他看来，缺乏技术深度和长远的竞争力。张忠谋在公司内外不同场合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半导体生意的强烈愿望。他认为，只有加大在半导体领域的投入，公司才能在未来的技术竞赛中占据有利地位。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时任总裁夏柏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忠谋与夏柏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
1980年，赏识张忠谋的哈格蒂，三年后，张忠谋决定离开德州仪器，寻找新的舞台。他加入了通用仪器，并担任了一年的总裁。一年后，张忠谋再次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转做风险投资，但似乎他的热忱还是在半导体产业。
许多事情的发生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离开通用仪器的张忠谋收到了中国台湾工研院递出的橄榄枝。1985年，张忠谋出任工研院院长。张忠谋发现前任院长工作交接清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华智、茂矽等几家中国台湾的芯片设计公司寻找存储器芯片的代工方。这项任务之所以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背后隐藏着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华智和茂矽等公司的自建工厂计划因日本廉价内存芯片的冲击而不断推后，虽然有着雄心壮志，但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多重压力。
这样的情况原本应该是本土代工厂联华电子的发展的机会，然而，联华电子的产能有限，如果新增产线就意味着需要投入高达200亿台币的资金（当时中国台湾半导体的产值只有150亿台币）。而且，即便增加了产能，也很可能面临不够用的问题。在这样的纠结之中，张忠谋看到了一片蓝海。
当时全球的半导体企业都遵循着IDM模式，即自己设计芯片、生产、测试与封装。这种模式虽然能够确保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但对于那些想要独立创业的芯片设计师来说，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他们渴望能够有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芯片设计，而将生产、测试等繁琐的工作交给专业的供应商来完成。
当时工研院开始计划建造中国台湾的第一座6英寸晶圆实验工厂。张忠谋认为，如此巨大的投资如果只用于研究，那么其利用率将非常低，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让这个项目实现商业化运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然而，当时的企业界对这个项目持谨慎态度，担心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困境，张忠谋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使这家工厂实现盈利。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晶圆代工模式诞生了，多年后我们知道这是多么有前瞻性的观点，而当时张忠谋在做一个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惊天赌注。
03、第三个舞台，台积电
张忠谋将新工厂的整体投资额定为2亿美元，对标美国中小型晶圆厂。这个数字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大概是同时期中国台湾其他新建晶圆厂投资额的10~15倍。对此他表示“如果打一场仗需要十万兵力，但现在只有一千人，经营者是绝不打这种仗的。我们不能让一千人上战场，结果被打败了，才来说是因为人不够的关系。”
张忠谋亲自给美国、日本的10多家半导体企业写信，大多数公司都拒绝了，他们都认为单一的晶圆代工生意行不通。桑德斯表示不屑一顾：“有晶圆厂的才叫男子汉。”连摩尔也不认为晶圆代工是个好主意。
最后张忠谋找到了飞利浦作为合作者，20世纪60年代，飞利浦在中国台湾成立了“飞利浦建元电子厂”。这些组装厂承接母公司的技术与订单，业务内容也由初期的晶体管组装发展到后来的芯片封装。1987年，在张忠谋的主导下，中国台湾当局、飞利浦和台湾民间资本分别出资，共同成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那个原本计划用来做实验的工研院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工厂摇身一变，成了台积电的一厂。
56岁的张忠谋从执掌国际一流大企业的美国高管转变为找投资、拉订单的创业者。
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台积电用了五年时间才把资金凑齐。投产第一年，台积电只能使用工研院电子所的那条老旧的3英寸实验线，只有3微米和2.5微米两种制程的生产工艺，全年产能不到7000片6英寸晶圆，整个公司以亏损的状态运行。
台积电的崛起，离不开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工作的经历。德州仪器与英特尔同为美国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英雄惜英雄，张忠谋找到了英特尔的格鲁夫。在格鲁夫接替摩尔成为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后，为了应对东芝、日电等日本企业的芯片的低价竞争，格鲁夫想将低端芯片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去，自己集中精力生产微处理器。张忠谋看到了英特尔的需求，于是请英特尔来对台积电进行代工生产的认证。台积电在3微米技术上有不错的良品率，在台积电芯片制造工艺落后英特尔两代半的情况下，格鲁夫将部分订单交给了台积电。
得到英特尔的背书，台积电就此打开了市场。再后来的故事随着台积电的发展，正在被所有人见证。过去“技术含量低”的晶圆代工，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环。1997年，全球已经有了500多家芯片设计公司，平均每周增加一家，晶圆代工模式已经风行。这一年AMD的创始人桑德斯向张忠谋承认“有晶圆厂的才叫男子汉”这句话错了，不过他依旧认为微处理器和内存必须得靠IDM。但张忠谋则表示只有内存适合IDM，微处理器也适合做晶圆代工。如张忠谋所预见，二十年后，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也交由台积电代工。
台积电因为只专注做代工，成为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无可替代的半导体企业。
04、写在最后
张忠谋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贡献与改变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去体会。但即便是现在，他的地位也已经足够高。《芯片战争》作者米勒称张忠谋是过去百年来最被低估的企业家，他提到：如果不是因为张忠谋具有制造半导体方面的技能，以及他开拓新商业模式的能力，使得制造芯片具有成本效益，我们就不会拥有这么多我们所依赖的技术。
回顾张忠谋的经历，是打破常规与迎难而上。这正是科技行业需要的精神。放眼现在，谁能成为下一个“张忠谋”？或许这是一个比“谁能成为下一个台积电？”，更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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