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如何让智慧城市这头巨象跳芭蕾？

智慧城市概念最早源于 IBM 的“智慧地球”。自 2008 年引入中国，在一轮又一轮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动下，智慧城市迎来一个又一个建设高潮，至今热度不减。回望十数年智慧城市发展与建设历程，业内人士常常被质疑，或自我反问：“何谓智慧城市、到底哪里智慧了、智慧来自于哪里……”，一连串的灵魂拷问令人尴尬不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更迷恋于与通过技术本身获得所谓的智慧，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导致通过技术实现的“高冷智慧”，无法为城市民众提供可感知的“智慧体验”。因此，当下智慧城市建设开始反思或觉醒，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这里的以人为本应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技术赋能城市治理和城市产业，为城市民众提供可感知、可体验、更便捷与高效的智慧生活方式；二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智慧”，不能仅靠技术实现作为单一来源，要将城市所有构成元素进行融合应用，尤其以人为主体形成的“群体智慧”将是城市“智慧”的重要来源。

01、回归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初心，让“群体智慧”正式登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舞台

“只有当城市是被所有人一起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才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些什么。”——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ane Jacobs 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现代城市哲学家，她主张尊重实际城市居住者的意愿才能成就最完美的设计。但她不太认同中央规划机构的宏观设计，曾力劝规划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去尊重拥有自身奇特智慧的杂乱地带”。

“城市规划者不可能具备所有市民掌握的各种知识。利用居民偏好和本地性知识制定出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最佳规划都无法比拟。同时，利用城市相关数据激发市民集体智慧时，他们还能做出更有效的决策。”——William D. Eggers《让城市更智慧》基于上述，在智慧城市规划和设计阶段，将“群体智慧”作为重要的“智慧”来源，已逐渐成为当下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主流趋势。同时，也符合回归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初心。

中国智慧城市从发展模式来看，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 年开始智慧城市属于概念导入的分散建设阶段，各领域分别开展数字化改造工作，建设分散、缺乏统一规划；第二阶段，2012 年开始国家部委牵头开始试点探索，统筹建设和运营的意识逐渐崛起，智慧城市进入试点探索的规范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16 年开始正式开启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重视顶层设计、趋向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大量市场力量开始进入，各种新兴技术融合应用。从发展阶段来看，智慧城市经历了从技术引领到以人为本的转变，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即“技术主义”。

早期的智慧城市建设一定是基于城市治理的角度，需要大量应用和运用新兴技术，从城市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开始构建智慧城市，目的是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管理城市资产，如公共交通、污水系统、道路等。“智慧”一词通常是指通过传感技术与物联网连接的实物资产，其能生成具有价值的数据流，智慧停车计时器、智慧路灯、智慧用水等。主观因素，即“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城市基础设施与设备联网，均有利于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创建更环保、更有效率的城市。但事实上，智慧城市包含的东西远不止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

真正智慧的城市能够充分利用技术激发市民的智慧。智慧城市中的市民并不比传统城市的更聪明，但却能推动城市规划者、市民个人以及团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1]。“技术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并不能割裂开来。早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并非没有融入“群体智慧”，只是受限于技术成熟度和建设模式，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到了今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泛在与规模化应用，打开了“群体智慧”的搜集渠道和上升通道，才能让“群体智慧”畅通的流向顶层设计与规划中去。

因此，技术推动与以人为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相互助力，相互融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于智慧城市本身而言，技术是手段，而以人为本既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可依赖的手段，即有效利用“群体智慧”。

02. 如果将智慧城市当作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有机生命体，那么“群体智慧”就是在这个生命体内流动的“智慧”

基于系统论的角度，智慧城市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复杂巨系统的定义：如果组成系统的元素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也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并有多种层次结构，这类系统称为复杂巨系统，例如人体系统和生态系统。在人体系统和生态系统中，元素之间关系虽然复杂，但还是有确定规律的。另一类复杂巨系统是社会系统，组成社会系统的元素是人。由于人的意识作用，系统元素之间关系不仅复杂而且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系统[2]。

由此可见，智慧城市就属于“社会系统”范畴，是最复杂的巨系统。从复杂巨系统的定义来看，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可以类比“人体系统”的有机生命体。因此，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既能协调一致、高效运行，又能做出聪明而敏捷的举动，就好比“让一头大象跳芭蕾”。这既需要庞大而智能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做支撑，同时还需要更广泛和更丰富的“智慧”来驱动，而“群体智慧”就是这个复杂巨系统“智慧”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群体智慧”本身就是泛在分布的，并且在每一个分散的边缘系统做出最敏捷的决策与执行动作。

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城市感知终端、移动终端（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等搜集、汇聚“群体智慧”，进而让“城市大脑”做出更智慧、更合理的高级决策。最终，智慧城市将借助“群体智慧”构建出一个具有“超脑智慧”的有机生命体。这个生命体从“末梢神经元感知系统”到“大脑中枢的决策系统”，具备从边缘系统到决策中心的自主感知、快速响应、协同调度、智能决策和敏捷执行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城市系统治理能力和运行效率，并使能每个城市子生态系统既可以实现闭环、稳定的运行，又可以实现开环、敏捷的协同。

这里所讨论的“群体智慧”，在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和认知：“社会物理学是一门定量的社会科学，旨在描述信息和想法的流动与人类行为之间可靠的数学关系。社会物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想法是如何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以及这种想法的流动最终如何形成公司、城市和社会的规范、生产效率和创意产出。它能够让我们预测小群体、公司内各个部门甚至整个城市的生产率，还能帮助我们校正沟通网络，以便可靠地做出更好、更高效的决策。社会物理学的观点都与想法在人们之间流动有关。

这种想法的流动既体现在沟通模式或社交媒体消息传递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评估人们花费多少时间共处、是否会去相似的地点并拥有相似的体验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想法的流动对于理解社会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及时的信息对高效的系统来说非常关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想法的传播和结合是行为转变和创新的推动力。我选择使用社会物理学，正式出于对想法流的关注：传统物理学旨在了解能量的流动是如何转化为运动的改变的，社会物理学旨在了解想法和信息的流动是如何转化为行为改变的。[3]”由此可见，“群体智慧”与社会物理学中的“想法流”有高度的相似之处，个体的智慧和想法，通过人与人的关联和相互行为不断流动，逐步形成“群体智慧”，影响着不同社会单元和组织的集体行为，包括集合式创新，类似于当下流行的“众包式智慧”，比如：维基百科。

03、智能移动终端可促使市民变成更智能的“城市移动传感器”，在此基础上又以群体的方式构建出具有生物特征“移动边缘感知系统”，最终以“群体智慧”方式助力智慧城市实现更聪明的治理

借助技术充分发挥群体智慧。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不断创造出新形式的大规模协作。数字化互联的市民作为最终的传感器网络，能够及时将本地信息传送至决策者。此外，近期调查设计实现的方法论突破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利用群体智慧。这些主题的共同之处在于，致力于使决策的制定基于对当地的深入了解和坚持有选择权的决策环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下而上的秩序：反映个人自发选择的结果，而非由规划者自上而下决策所强加的结果[1]。

这并不意味着规划者及其计划不重要，因为制定能够满足个人意愿的框架并非易事。Jane Jacobs 所说的孩子们在雪地中不约而同地走出“期望路线”[4]就能说明这些问题。聪明的规划者能够基于大众积累的知识和偏好而自然产生的秩序做出决策。智慧城市不会直接规定明智结果，而是构建推动最佳决策的平台。笔者作为中国较早一批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早期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在与城市管理者团队沟通协作的过程中发现，有诸多城市问题、社会问题，仅仅依靠顶层规划设计和技术途径是很难解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引入了当时互联网思维体系下的“众包模式”，实际上这就是“群体智慧”的一种应用方式。

到了今天，这种“众包模式”所构成的“群体智慧”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交通出行领域，以“共享出行”为例。行驶中的每一辆车、使用打车 APP 的每一位乘客，都充当一个“移动传感器”，车辆的运营数据和乘客的出行数据实时更新，基于这样的海量实时出行数据，再结合更多维的数据，如道路建设、天气预报等，既可以绘制出一座城市交通实况，还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交通概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智能分析，为城市交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此外，亦有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试行“市民随手拍”，将手机或行车记录仪的图像或视频数据上传到交通指挥中心，专门治理“行车抛物”、“不文明不规范驾驶”等行为。

社区治理领域，以“智慧社区”为例。当下的智慧社区建设，是在网格化社区治理的基础上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和能力的一种创新模式。目下，大多数智慧社区建设依然止步于依赖技术手段和方式。实际上，社区作为当今人类群居的一种典型模式，仅仅依靠技术手段，对人、车、物、建筑实体等进行管理是不够的。因为，社区的一个典型属性，即基于人与人关系的“社交”和“互动”属性是没有被有效组织和利用的。一个社区，人是核心构成要素。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这个“江湖”是否更易于治理，是否文明，就需要社区通过“群体智慧”来实现。

“一个社区的组织智慧来源于想法流：我们从自己周围的想法中学习，而其他人有从我们身上学习。久而久之，一个成员彼此积极互动的社区就成为了一个拥有共同、集成习惯和信仰的群体。当想法流吸纳了外界想法之后，社区中的个体就会做出比独自决策更好的决定。”[3] 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重要单元或细胞，其智慧程度和文明程度，将影响整个城市的智慧度和社会文明性。因此，在社区治理中，“群体智慧”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至今，历经了从技术引领的野蛮生长到今天以人为本的精细化治理，开始反思智慧城市的建设初心，即“以人为本”。与此同时，“群体智慧”作为城市“智慧”的重要来源正式登上舞台。这本身也符合自然规律，如果将智慧城市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群体智慧”就在这个有机生命体里自由流动。只要能将“群体智慧”有效的组织和利用，就能够实现城市更聪明、更敏捷的治理的，甚至可以实现让 “大象跳芭蕾”的城市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