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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面似二三十岁的青年，蹲坐在工厂花坛的边沿，有的在无奈地看着手机，有的在焦虑地看着前方。与往常一样，他们起个大早来到了工厂，与往常不一样，他们毫无准备的失业了。
这个号称全球第三大、中国台湾第一大液晶显示面板制造商——友达光电，近日关闭了上海松江的工厂，无任何书面通知或公告。
友达方称，优化生产效能，决定将产能移往苏州厂集中生产。随后友达举办了说明会，并承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员工若有意愿可以选择前往转调至友达昆山或苏州厂。对于部分无法接受的员工，友达也尽最大努力沟通，至于闲置的松江厂未来会处置或有其他规划，友达表示，董事会尚未决定。
很显然，这次关厂逃不开整个产业链大环境的影响，电脑市场成熟化，除了电竞等利基型 M 液晶显示仍有明显成长空间外，整体液晶显示出货量成长受限，所以松江液晶显示模块厂只有关闭的选择。
市场不会同情商人，逐利的商人也不会同情工人。
几乎在同一天，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停工停产。官方给出停产停工说明，称受世界范围内相机市场缩小、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宏观因素影响，目前公司经营前景严峻。奥林巴斯深圳不得不进行业务调整。
据媒体报道，这家工厂鼎盛时期有 1.5 万名员工，在 2016 年员工减少到 2000 人，目前，深圳奥林巴斯有 1400 多名员工。
这让我想到了尼康，去年 10 月份尼康突然宣布，关停映像事业部位于中国无锡的生产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有人说：“打败尼康的不是佳能，而是智能手机。”
而智能手机说：“你们都得死！！”
小编稍微整理一下，发现关门的科技厂子是一家接着一家。
2015 年 1 月，松下电器关闭了位于山东济南、主要生产液晶电视的合资工厂。加上前几年松下已关闭的中国等离子电视工厂，松下电视已全面退出中国生产。
2016 年 2 月，诺基亚宣布关闭位于上海金桥的工厂，此前一年，诺基亚已关闭了四家在中国的工厂。
2016 年 5 月底，全球最大的照明巨头飞利浦宣布关闭位于中国深圳的公司，并遣散员工。
2017 年 1 月 7 日，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发布公告，宣布关闭其在苏州的工厂，并裁员近 2000 人。
2017 年 1 月中旬，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被曝出裁减 200 多个北京研发岗位，员工被要求在 3 月 31 日前离职。
2018 年 1 月 8 日，日东电工的日方代表突然向中方课长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宣布，工厂将在 1 月底停产，2 月开始解除合同。
2018 年 5 月，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被撤销，除 6 位韩籍高层外，所有员工将于 4 月底全部遣散，遣散人数约 320 人左右。如此，三星“抛弃了”其在中国唯一一家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
……
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不足以让人感受背后“逃离潮”的震撼，来说几个数字。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 1211.97 亿，对比 11 年 3269.81 亿这一数字，短短五年时间便下跌了 62.94%。
当中国经济还沉醉在房地产“繁荣”的狂欢之时，一些清醒的人早就开始撤离，2014 年是外资投资房地产开发的峰值年，总额为 639 亿人民币。然而从 2015 年开始，外资就从地产开发领域迅速撤离，当年度地产开发领域利用外资总额仅 297 亿。这不算完，2016 年 1-11 月累计，外资进入地产开发领域的金额仅仅只剩下 132 亿，预计 2016 年全年的数据也只不过是 140 亿上下。 仅仅两年时间，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使用规模，就从 639 亿，剧烈下降到 140 亿，降幅高达 78%！
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这个外资“逃离潮”，有一个问题我们绝对绕不开，那就是成本，人的成本。
根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已有上海、辽宁、新疆、江西、西藏、广西、云南和山东 8 省市上调了 2018 年最低工资标准。
从各地调整的数据看，北京最低标准为 2000 元，上海以 2420 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当之无愧的“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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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最低工资，不包括别的项目，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普工搏一搏能 5K+的。而在越南，这就是一个幸福的数字。去年越南国家薪酬理事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与会企业及职工代表达成共识，2018 年全国四个区域最低工资标准拟上涨 6.5%，每月提薪 18 至 23 万越盾（约合 8 至 10 美元）。小编掐指一算，最低工资大约为 150 美元（955 人民币）左右。
想一想，曾经 2009 年，深圳工人的月工资 3500 元，美国也是 3500，不过是美元。现在深圳最基础的制造工人月薪也就 3500 到 4000 元，管理岗大约 4500 元左右，有时候一名技术工人的薪资基本上可以达到 8000 到 10000 元，直逼欧美。
除了人的成本，地皮成本绝对也不容忽视，“炒房热”让土地变得寸土成金，有业内人士表示：“6 万平米的厂房每月光租金就比以前多了近 250 万。”有老外高管还打趣道：“估计深圳的地底下都埋着金矿。”
当然中国的高税收让外资也叫苦连连。
单拿苏州举例，2010 年，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 471 亿，到 2015 年，上升到 616 亿，增幅高达 31%，而这 5 年期间，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 9%。
2016 年末，那场“中国死亡税率”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曹德旺一句“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也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其实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也存在莫大联系。
不过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减税报告，不仅国内企业受益，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也会享受相关红利。
我们最后在回到文章开头的几次关厂事件，其实那些被时代抛弃的，该关门的还是要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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