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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列车上的会面
1986年8月15日，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上，领导人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随行还有一位搞高科技产业的香港商人，刘永龄。往常，这种政治家、科学家和商人三者齐聚的场合很是少见。一般来说，领导人要么接见声望隆重的科学家，要么接见富有的香港商人，他们广泛涉足地产、船舶、金融等重资产行业，像今天这样聚焦高科技产业的港商，却是凤毛麟角。
在年过七旬的领导人面前，五十出头的刘永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壮派，他心里多少有点没底，但是一开口，就碰到了“禁区”：
国营企业太多，中国能不能搞一些私营企业？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那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民间经济已可以雇人，但雇八人以上都是一个敏感的红线，私营经济更不必说。刘永龄保持了一个干练工程师的脾性，说话直来直去，他也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好让问题的棱角没那么鲜明。这个问题一出口，奔腾的火车立马感觉到了异样，砰砰砰的声音也好像突然降了下来。领导人听了刘永龄的问题，点头笑道：
你认为发展私营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抛来的问题仿佛发令枪响，刘永龄字斟句酌，说到：
尽快发展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只要少数股份就能控制全局。我主张中国采取这个办法，用大家的钱，把小企业卖出去，大企业上市。我们的国家经济身患重病，现在的办法是唯有靠国家贷款，大力支持私营经济。香港的工厂，80％是20人以下的小厂，现在的大厂都是小厂发展起来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也就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国家贷款支持私营经济，小厂万马奔腾发展到大厂集中生产，国企改革大小分流并做资本化。刘永龄一番话，大大超前于大陆的改革进程。他的五句话字字珠玑，句句精准“踩雷”，领导人想的出神，对着眼前这个勇敢的实业家说：
我们经营方面是做得不行，要想办法。
亿利达崛起
在香港商人中，刘永龄是个异类，他出身于四川刘氏，家世显赫。曾祖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立下功勋，被擢为四川总督。祖父在民国上海金融界享有声誉，退休后沉迷于金石甲骨，他在上海静安新闸路的老宅小校经阁，珍藏了上万种古籍、青铜器和甲骨文。刘永龄在祖父的文物海洋中度过了幼年，但到了成年，家族的荣光早已雨打风吹去。
1973年，刘永龄到了香港，出了火车站，赤手空拳，不知道住在哪里。那时，他年已四十，是一个老练的工程师，却只能给别人打工。不过，他确实来对了时间和地点。
70年代的香港，正值电子代工业的高潮。没过几年，刘永龄积攒了些资源，当起老板，创建了一个叫亿利达（注释，亿利达，英文名为Elite，即精英之意）的公司。一开始，亿利达只有一个工厂，不过几十人，刘永龄才智非凡，抓住办公设备的市场机遇，到八十年代，亿利达已经建了几十家工厂，产品出口全球。香港的地租和人力成本节节攀升，亿利达早在深圳设厂，属于来料加工性质，刘永龄仍不满足，想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工厂，跑去问深圳市政府，却发现大块地皮既不能租也不能买。踌躇之际，借助于科学家好友的帮助，刘永龄出现在了一个说话或许更有分量的场合：北京通往北戴河的领导人专列。每年夏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这个北方为数不多的海滨避暑胜地讨论改革进展，在火车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无疑更适合探讨一些颇为“大胆”的话题。
北戴河专列谈话，让刘永龄意识到科学家朋友支持的重要性。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改革开放后，这些科学家成为大陆科教兴国战略的象征性人物，在政治上备受推崇。刘永龄积极维持着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他们的名字捐助奖学金和阅览室，大陆高校的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港中文的杨振宁阅览室，中国台湾地区的丁肇中奖学金。除此之外，刘永龄还以公司名称命名捐助各类理工项目，上海交大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香港理工学院的亿利达电脑实验室。刘永龄收获了科学家的信任，在奖项人才的选拔和评定上，当然也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
与科学家交游相得益彰，刘永龄在商业版图上的扩张更加引人瞩目。1986年，中英谈判数年，不少香港的本地精英丧失信心，纷纷抛股卖楼，资产价格下跌，刘永龄冲进去，招兵买马，买楼扩产。别人的天灾，成了他的天时。香港这边晦暗不明，大陆形势的好转快于预期，198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对港商放开购地政策，亿利达当即在蛇口拍下一块地，建起十万平方的工厂。亿利达在香港与深圳两地来回加注，分工的优势越发显著，而要发挥这种优势，只缺人和了。
大陆工程师
在研发上，亿利达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香港的职员数量飞速增长，开支很大，人均月薪，没有两三万港币是下不来的。如果完全在香港组建研发队伍满足扩张需求，实在是过于昂贵了。
但是，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群：大陆最顶尖高校的理工科人才。
这是一项极具性价比的投资：给一个大陆的工程师每月开出四五千人民币的工资，已较港人打了对折的对折，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仍是很好的选择。他们精力充沛，一周上六七天班也没有丝毫怨言，只需经香港的老手培训一二，便能触类旁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作为国家干部被分配到国营企业，或留在学校任教，他能拿到的，顶多是一个月100多块钱的工资加奖金。
亿利达当然不需要证明工资福利的优越性。但是，要从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手中抢应届生的分配指标，少不了要与高校的领导层勉力商谈。
这时，刘永龄在大陆的布局发挥了作用。科学家成了全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偶像，亿利达与这一群体紧密绑定，使大陆的理工科人才对一家香港的私营公司产生了天然的好感，这在之前的三十年不可想象。亿利达在大陆高校认真操办各类奖项，其中，最为别具一格的，莫过于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这个奖项的设立，来源于物理学家杨振宁与中科院院长的一次谈话。1984年底，两人谈及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一致认为经济起飞将需要大量的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应试教育体制明显不利于培养这类人才，最好能发掘善于发明的小天才并给他们上大学的保障。不久，刘永龄听闻此事，深有同感，亿利达早在美国设立了青少年发明奖，前十名里通常有一半是华裔中小学生，大陆英才更多，更应当悉心选拔培养。于是，刘永龄在上海也设立了一个同名奖项。待“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以下简称发明奖）在上海打磨完毕，1988年，他又迅速将其推广至浙江大学。评定结果出来，刘永龄亲赴杭州，和杨振宁一起站在台上，给那些获奖的中小学生颁奖。
亿利达在浙大的活动，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发明奖虽然是颁给中小学生，但由校长牵头组织教授们参与评审，亿利达的研发工作，今后自然可借力浙大老师的头脑。颁奖典礼时，杨振宁来了，他在浙大的学生粉丝纷纷出动，跟着诺贝尔物理学家的名声，亿利达的名气在校内更加响亮，优秀的理工科人才纷纷来到深圳报道。
随着发明奖由上海复制到浙江，亿利达在长三角高校露面很多，效果很好。很快，深圳的亿利达分部，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知名高校的理工科人才。刘永龄筹谋已久的梦想，终于有了加速前行的燃料。
“中国松下”
刘永龄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建造一个“中国的松下”。在他看来：
索尼公司搞了许多发明创造，而松下很少有所发明，却搞了许多小改小革。但松下使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不断改进，日新月异，而价格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地占有了市场，使松下资本大大地增值，远远超过索尼。
刘永龄认为，松下模式的关键，在于把已有的科学技术和发明成果，迅速转向机器大生产并投入市场。松下并不是原创的发明者，而是技术转变为产品的中介者和开拓者。他认为，中国有的是人才，每年的科技成果也不少，但科研与市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需要一力打通。
要建造一个“中国松下”，刘永龄的办法，是把蛇口的亿利达工业大厦，变成全中国智力最密集的据点。在1989年的蛇口工厂开幕式上，刘永龄一口气邀请了五所最顶级高校的校长，与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合同，一起搞开发。1993年，亿利达成立合肥计算机研究所，一面使其负责先期的软硬件理论设计，另一面又派遣众多中科大毕业的高学历人才来深圳工作，两支队伍都由资深的港人领导。
由此，亿利达在大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工链条。合肥专注理论设计，深圳研发中心的大批工程师打造出原型机，交给蛇口工厂量产，在收到国际客户的售后需求后，再定制功能和软件，而这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国外大公司大多是不愿做的。
这只是刘永龄商业版图的冰山一角。商业机器主要市场对外，需求信息变化很快，亿利达在欧洲另设公司，专门从展会收集商业情报，国际大公司的各类新品动态得以快速传到国内。深圳接收到国际市场需求，完成样机定型，之后便是同样关键的生产环节。港人经营出口贸易多时，对于以ISO为代表的国际质量管理标准运用自如，亿利达从香港派来管理层，对大陆的中层干部加以系统培训，尤其强调公司的质量目标“就是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与服务”，要争取做到“零缺陷”或“百分之百的正常”。
欧洲、香港与大陆三地联动，刘永龄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商业机器版的“中国松下”，大陆人才强大的快速研发与工程落地能力，第一次在高科技产品系统释放。亿利达的一个商业机器部门，有近三十个研发人员，总览三个门类、数百款机型的研发工作，产品出口至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月最高产指超过3000万，归口到每个研发身上一年大几百万。大陆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刚到亿利达报道没几个月，便设计出成功的收款机和芯片控制的打字机，紧追国际市场潮流，在德国的展会上一炮打响，每个月出货两万台。
深圳的亿利达分部，成为大陆理工科人才的梦想之地。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当时中国最好的技术产业的系统训练，能够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能够得到高出内地数十倍的优厚薪水。
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在多数人的视野之内。就在亿利达隆重举办发明奖颁奖仪式的浙大，三分部因为离主校区路程过远，宣传海报都很少光顾，很多学生也就不知道这个活动。
偏不凑巧，三分部正是亿利达所需的电子专业人才的聚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