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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指导 张佳蕊
2023年1月，新年伊始，大家都在做复盘、规划。洛阳政研与改革的一篇文章，也引发了众多讨论。文章核心讨论了一件事：
“中航锂电起步于洛阳却发展壮大于常州，并完成了从濒临破产到风光上市的绝地反击”。
为什么？应该怎么借鉴？
体制内复盘产业的做法，颇令人耳目一新。而这篇文章，也让常州被广泛讨论，尤其是新能源产业方面的业绩。2022年常州新能源领域产值突破5000亿元，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三大产业同比增长96.5%。
从复盘文章中，可以看到，常州是从产业政策到股权培育的全方位“出击”，颇有前几年热烈讨论的合肥“股权投资”的风范。那么，常州为什么可以发展新能源产业？又有什么借鉴呢？
汽车工业的沉淀
不同于深圳“画地为宝”式的全新开始，常州的工业尤其汽车产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不错的积累。
1936年，上海吴淞机厂搬迁至常州戚墅堰，并更名为戚墅堰机厂。新中国后，戚机厂不断扩建，自主研制了柴油机，在此基础上又研发了东风系列牵引机，推动着中国铁路的大提速。可以说，戚机厂是常州工业的重要奠基者。
1956年，常州8家私营机器铁工厂、铸造厂合并，成立第一农具厂，也就是常州客车制造厂前身。常州也参与到了全国的客车生产大潮中。
而更重要的节点是，1975年，当时的一机部决定，将城市客车专用底盘的试制和生产项目，落地常州。由此，常州汽车工业得到加速发展，成为全国三大生产基地之一。“长江”“常州”“先飞”乘用车跑向全国，连续多年创下大型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纪录。
1990年代，常州加大了和外资的合作。和美国福莱西宝客车成立我国第一家中美合资企业。2001年，又和意大利依维柯公司合作，生产了经典车型依维柯，成为不少中途客运人的记忆。
尽管随后的合资公司几经辗转，日渐衰微，但却为常州积累了汽车工业产业链的基础，零部件配套、汽车工人等等。
但如果仅凭传统汽车工业的积累，在新能源时代，还是不够的。而常州在2011年也早早开启了对新能源的探索。
领先时代的尝试
许多人对波士顿机器人很熟悉，但在2010年的时候，比较有名的另一个公司是“波士顿电池（Boston Power）”。这家公司成立于2005年，曾被认为是“特斯拉对手”，电池技术也是行业领先。而2010年时，波士顿电池，就开始寻求在中国规模化生产了，比特斯拉要早不少。
牵线波士顿电池中国落地的是金沙江创投，以投资的方式，在北京落地了研发中心，而制造中心就落地到了常州溧阳。而可以落地溧阳，也离不开当时管理班子的多次争取，以及后续的高度配合。于是，常州有了亚洲最大的超级电芯工厂。仅一年多后，在2013年5月，工厂正式投入量产。
此时特斯拉还没有摆脱“量产地狱”，新势力还没有成立。时代的主流，依然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可以说是领先时代的探索。遗憾的是，这段佳话并没有发展太久，最终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方式等问题，锂电池工厂仓促收尾。
如今，波士顿电池在中国市场几乎看不到了。但这一次尝试，却留给了常州产业认知和实践经验，以及对外的示范效应，让电池企业对溧阳有了了解，知道这里支持电池发展。
溧阳的电池产业发展，可以说铁路也是一根“姻缘线”。2013年下半年，宁杭甬、厦深铁路连通，溧阳的交通状况大幅改善，而且可以直通宁德，交通便利。
2016年3月，深圳科达利在溧阳成立子公司，这是一家动力电池结构件的龙头公司，而客户正是电池龙头宁德时代。三个月后，宁德时代也来到了溧阳，产能50GWh的电池基地项目开工建设。宁德时代又吸引了电池材料璞泰来、电池设备联赢激光等公司的项目落地。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而关于引进中航锂电的故事，在洛阳政研与改革的那篇文章中，有着精彩的复杂总结。
2017-2018年，中航锂电因为对行业判断出错，产品竞争力下降，导致连续亏损，经营压力陡增。2018年初，常州市金坛区通过资本运作一举“抄底”中航锂电，并从三个方面推动企业深化改革。
“一是以锂电科技（中航锂电江苏公司）为平台开展重组，推动中航锂电由央企三级子公司变为地方国资控股企业，实现管理层级下沉，提升决策自主权。随后又通过持续引入外部投资，将企业改制为多元化股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幅提升企业活力。
二是果断将产品路线由商用车路线，切换至市场空间更大的乘用车路线。坚定绑定大客户战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的开展研发，逐步抢占市场份额。
三是陆续在厦门、成都、武汉、合肥设立产业基地。随后，中航锂电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出货量排名从行业第9一跃成为第3。”
2018年，电池产业正处于变革前夕。要做到抄底，如果没有对产业本身、对城市资源的清晰认知，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至于随后而来的整车企业，例如理想、北汽、比亚迪等等，也是水到渠成了。如今，常州的动力电池年产值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1/3；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游企业数量超过3400家。
光鲜背后的跌倒
人们很容易有“后视镜”思维，在总结过去的时候，仿佛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比如武汉。武汉东湖区的长江存储，作为我国存储产业自主突破的先头兵，技术和收入都实现了突破。但2017年启动的武汉弘芯项目就失败了。
当年投资总额高达1280亿，公司不仅拉来了昔日台积电二把手蒋尚义担任总经理，还连续三年位列武汉市重大项目计划。如今，武汉弘芯在一颗芯片未产的情况下，说暴雷就暴雷。
比如合肥。合肥关于面板、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成功，已经是典范了；但2007年合肥引进船企熔盛重工，用以发展柴油机产业，结果六年后就遭遇了全球船运行业危机、产业链陷入亏损潮。
2010年引进的光伏企业合肥赛维，第二年就遭遇重创，幸好被通威集团接手才得以起死回生。
再回到常州，以汽车产业来看，面临错误也是常有的事儿。常州汽车厂历经沉浮、不是每一次决定都是对的；和波士顿电池的合作，如此高调却以失败告终；中航锂电引进后就遭遇了经营压力；和北汽的合作，也还没有看到正果等等。
一句话总结就是：风光无限好，辛酸在背后。
然而，合肥、常州的成功，也不能用“生存者偏差”就一笔带过。城市的产业投资，也有一些方法论可以总结。
首先，拼理念和制度。
政府产业投资，无论用税收优惠还是股权投资，本质都是“风险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尝试。因此，要有事前严格论证、事中紧密跟踪、事后包容错误的体系。期待成功，也允许合理的失败。
其次，拼眼光。
选项目，一定是有主观判断在里面，而怎么选，通常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早期还是成熟”、“鸡头还是凤尾”。
成熟项目，见效快，但后劲未必足。尤其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往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大项目都被抢光了，才会有一些轮到自己。剩下的项目，在行业中竞争力不强，一旦行业遭遇风波，往往容易最先倒下。就像凤凰落荒而逃的话，最有可能是尾巴上的羽毛先被拽掉。
尤其对于技术迭代快、规模优势显著的行业，比如光伏、电池等，追尾巴是很麻烦的。前两年还很热的PERC电池，今年就已经被TOPCon取代了。而如果是今年仓促启动TOPCon项目的新玩家，那很可能项目落地的时候，价格战已经很惨烈了。项目开工就是亏损。
早期项目，风险小，但回报也大。早期的时候，需要摸索的过程比较艰辛，然而一旦产业逐步成熟，就可以发挥先发优势，源源不断地吸引产业资源，形成“马太效应”。当然，早期项目一方面要论证未来空间，另一方面更要找“鸡头”，只有引进先排企业，才有可能推动产业发展、吸引配套。
这就跟做投资是一样的。认知差、预期差，才能实现超额收益。走在时代前沿，但不要和时代趋势相反。
再次，拼朋友圈。
一个城市很难容下整个产业链，而经济圈就很关键了。这就像《亮剑》里的“铁三角防区”一样，互帮互衬，协同发展。
最后，拼“血条长度”。
创新来自于试对，而试对则来自于千百次的试错。试错不是勇往直前，而是要根据自身的“血条长度”来规划。就像我国和日本相比，产业纵深、广度就大多了，因此，可以进行多产业的扶持推动。而城市做产业投资，尽管目标很远大，但也要根据实际状况而来。
毕竟万事都有不确定性，会有一些突发的波动。而抗住波动，就可以享受风雨后的彩虹。
股权财政的转型
现在流传着一个说法，从“土地财政”走向“股权财政”。这个话题的背景就不用多讨论了，可以多聊聊的是如何理解股权。
股权不意味着炒股，而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强信用主体，通过承担合适的风险，以投资的方式来推动产业发展，继而带来就业、经济的改善。
这是一个行得通、也值得做的方案。显然，也对相关部门的研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幸运的是，合肥、常州、武汉等地也都相应摸索出了一些案例，并获得了回报。
这些案例，既有偶然性，偶然在产业的节奏、企业的选择等；但也有必然性，必然在政府愿意做好产业、愿意和企业一起承担风险，认真对待纳税人的每一笔钱。
不过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需要谨慎的要素，那就是节奏。对于产业发展而言，一窝蜂涌进的时候，往往是阶段高点。对于判断力、产业要素等等的要求更高。
股权虽好，切忌瞎炒；产业争鸣，量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