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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通信行业而言，亦是如此。过去三十年间，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拆分与合并，这是国内通信行业的常态。
1998年，邮电部被分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信息产业部成立，邮电正式分家。
2000年，电信移动通讯总局分离出电信和移动，埋下了中国移动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运营商的种子。
2002年，中国电信被拆分，北方九省一市划归中国网通，南方则继续叫电信。北方固网业务由网通负责，后来网通合并到联通，这也就是“北联通南电信”的由来。
2008年，史上最大的电信重组，六合三：联通GSM+网通=新联通；联通CDMA+电信+卫通=新电信；移动+铁通=新移动。
2019年6月，工信部发布4张5G牌照，宣布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外，中国广电也正式入局拿到了5G牌照，成为第四大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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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大运营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拆、重组形成的通信产业格局。
当初为了在通信行业形成竞争，把中国通信企业拆分、重组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企业，彼此之间相互制衡，以确保行业良性发展，同时消除“垄断”可能给用户带来的弱势地位。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我国电信价格属于政府指导价，过去几年三令五申的“提速降费”就是明证，这样的改革其实不具有任何意义，除了增加管理成本，变相地加重消费者负担之外，改革没有产生计划中的效果。
从08年开始，三大运营商开始陷入长期的低质竞争，导致运营商企业长期以来创新能力缺失、服务水平持续下降，企业发展也一度陷入困境，到18、19、20年跌至低谷。
当前从几大运营商的经营数据看，似乎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但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的增长可能并不健康、不可持续，当前的增长一方面是5G带来的短暂的技术红利，另一方面则是政策面上的政策红利，但这两种红利都是不可持续的，从本质上，几大运营商的整体经营模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最起码的，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可接棒流量业务的产品出现。当短暂的红利消失，运营商很可能将重落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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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前运营商企业的发展算不算高质量发展呢？从效益、创新、市场、绿色、社会责任五个方面，运营商企业在国企央企中可能算是走在前面的，但距离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利润率等，距离社会面的明星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而根源，还是在同质竞争、低水平竞争。
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应该回避竞争。这固然是对的，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应该是“去芜存精”的，这也是竞争的目的，让跟不上市场者被淘汰、或被合并，这对行业整体而言，或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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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传统通信行业的持续下降，加诸社会经济阶段性衰退，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运营商都开始了一波合并潮。
美国主要运营商四合三了（T-Mobile合并Sprint），马来西亚主要运营商三合二了（天地通合并数码网络），泰国主要运营商三合二了（True合并DTAC），英国主要运营商也要四合三了（Vodafone合并Three）。
这就是市场的自然选择。
中国现在有3+1家运营商，其中移动、电信、联通都分别建有2G/3G、4G、5G移动网络，还有一张宽带网络，以及背后的三张核心网，建设投资、运营运维成本，都是天文数字，其中各家各张网络的利用率有多少？重复建设的有多少？资源浪费的有多少？有没有人去算过这笔帐？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尚且会为了节省成本而选择合作，甚至合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背后都是同一个爹同一个娘，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商量一个资源最高效利用的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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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第六代移动通信网络很快就要来了。
从当前趋势看，第六代移动通信网络（6G）或许将在5年左右落地，而6G毫无疑问将会是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络——通过人造卫星形成空间通信网络，运营商既不需要安装大量的地面接收设备，自然也不需要专门组建从事设备维护和提供消费者服务的电信公司。
这对我们当前劳动密集型的通信运营商的运营模式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当前四大运营商员工加起来估计近150万，分布到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大街小巷，从事营销、运维、服务工作，未来，这种运营模式肯定会被淘汰，如果等到迫在眉睫了才着手去解决，可能就已经晚了。
运营商企业当前要做的是，集中力量，转型成为科技创新公司，聚集足够的资源去推进6G、算力网络的突破和规模建设。靠单个运营商单打独斗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聚合彼此力量的模式方可行，合并或许是最简单的答案。
其实，白犀牛认为，过去二十年间，国内通信行业走了不少弯路，在“竞争=高效”的陷阱中徘徊了很久，既在努力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又在亦步亦趋地“抄袭”资本主义模式下的海外运营商的运营模式、竞争模式，这让运营商陷入自我认知模糊的境地，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追求利润，既要煞费苦心在市场竞争中击败对手，又要在对手落败后给它输血。
如今，在科技体系脱钩的可能趋势下，也许集中力量办大事，会是中国通信行业未来发展的答案。
